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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流砥柱③——反击清乡如火如荼 游击运动赢得主动
来源:启东烈士陵园  发表时间:2020-4-3 

专题二:作中流砥柱

第三期:

反击清乡如火如荼  游击运动赢得主动

    “清乡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中占领区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清剿”办法,目的是彻底肃清沦陷区抗日军民武装、强化汪伪政权、确保占领区,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进而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

    海启地区(194112月,海东行署更名为海启行署;19427月,更名为海启崇行署,9月又易名为东南行署)的“清乡”从19434月起开始,分为第一期“清乡”、延期“清乡”、高度“清乡”三个阶段。“清乡”期间,日伪的军事行动一直未停止,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他们承袭苏南“清乡”做法,不仅从苏南调来有“清乡”经验的日军六十一师团菊分联队和部分宪兵及伪“清乡”警察、行政人员,还对原驻扎的伪军实行统一整编和训练。日伪在海启地区的“清乡”总兵力达6000多人,兵力部署密集程度很罕见。

    在苏中区党委的领导下,海启县委从宣传、组织、军事和物资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宣传发动上,在党内、部队及各阶层人民中,通过召开支委会、反“清乡”委员会、农抗会、士绅会和保民会等各种形式会议,普遍深入进行了反“清乡”政治动员。组织领导上,加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19431月,四地委派地委委员洪泽任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顾尔钥任东南行署主任,王澄任东南警卫团团长。调整海启地区区划,将18个小区合并为海中、海东、启西、吕四、富余、启东和海南等7个大区,派县党政军部门负责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军事上,要求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合并组建海启行动大队,与民兵配合坚持原地斗争,在“清乡”区域内外结合,策应作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破路、拆桥、筑坝,创造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地理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海启合计破路100多公里,拆桥20多条。为了扫除隐患,海启县委在“清乡”前就开始了锄奸斗争,召开公审大会,震慑敌人。

    第一期“清乡”从19434月开始,至9月结束,分为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军事“清乡”从4月初开始,为期2个月左右。日伪在开始的一个月内对“清乡”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海启境内各据点日伪军倾巢出动,兵分九路向海中区等地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企图寻歼抗日武装和党政机关。敌人每到一处就增设据点,断绝交通,不分日夜地四处搜剿,挨户清查,捕捉干部、党员和民兵。东南警卫团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跳到“清乡”区外或边缘地区,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据46月统计,县团、区队作战49次,毙伤日军21名,毙伤俘伪军警59名。海东区北固乡民兵龚友山带领民兵击退海复镇出动的日本小队,打响了民兵直接参战的第一枪。龚友山和他的妻子秦锦兰、儿子龚楚桥,一家坚持抗日,被东南行署誉为“父子英雄,一门忠义”。东南军民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县团、区队、民兵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日伪不仅未能达到军事“清剿”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

    为加强军事“清剿”,日伪在苏中地区修建竹篱笆封锁线,海启地区也修建有几十公里。他们宣称“篱笆筑成功,‘清乡’便成功”。对此,在苏中四分区的领导下,县委开展破竹篱笆的反封锁斗争。56日晚,东南行动队组成三个破击小组,在民兵配合下,一夜之间,将东至三条港,西至三和港全长30里的竹篱笆拆除,仅泰安港一带抛入江中的竹材就有数万支。71日晚,苏中三、四分区4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的掩护下,火烧、拆200多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这就是名闻苏中的“火烧竹篱笆”。海启地区也参与了这场行动。启西区队和民兵、群众数百人配合,拆毁了泰安港、头兴港之间和万家港、永隆港之间的竹篱笆。99日晚,又破坏了万家港至三和港的竹篱笆。至此,日伪的沿江竹篱笆封锁线再无力修复。

    政治“清乡”于5月实施,6月以后进入高潮。日伪政治“清乡”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编查委员会,进行编查保甲。基本做法是10户编成甲,10甲编成保,实行1户“犯法”、10户“同罪”的联保连坐切结,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5月初,日伪占领东南大部分市镇,建立梅花桩式据点后,即以军事为掩护,采取怀柔政策,编查保甲,实行所谓保甲自治。6月,日伪以启东县为中心,集中兵力2500多人,大举分进合围,加强对沿江地区的封锁和控制。区队、基干民兵和短枪队还不断打击编查保甲的人员和内奸。817日夜,启西区统一行动,从农村到集镇,群众自己动手把门牌号码一齐烧掉。820日,县委紧急指示,要求“坚决不上名册”“不让抽丁”。海东区、吕四区、启东区等各区紧急行动,袭击伪乡镇公所、焚烧户口簿、壮丁册等。至9月底,日伪编查保甲工作几乎完全停顿。日伪当局不得不承认“推行保甲工作颇为不易”“目前所办到者,仅属保甲之躯壳”。

    95日至20日,全县组织开展纪念“九一八”12周年群众性游击运动。运动期间,全县4个区发动5次群众示威运动,共有23000多人参加,包围日伪据点11个,县团、区队、民兵共作战81次,毙伤俘日伪军135名。“九一八”游击运动的胜利结束,标志着第的一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至9月底,县团、区队、行动队和民兵,共有5000多人参加战斗,毙伤俘日伪军近600;封锁和捣毁据点10个,破坏竹篱笆45;全县散发和张贴宣传品15万多张,参加政治攻势的群众达8万多人次,迫使263名伪军政特人员自首和投诚;动摇和部分瓦解了日伪“清乡”组织,使日伪第一期“清乡”宣告失败。  

    日伪于194310月以后相继开展了“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鉴于第一期“清乡”的失败,日伪采取新的战斗形式开展“清乡”。10月中旬,日军组织混合机动队,以游击对游击、便衣对便衣,不分昼夜地东奔西突,轮番搜索,大肆烧杀抢掠,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在延期“清乡”期间,我乡级基层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约占四分之三。4个区有70多名干部被捕牺牲,干部家庭被毁的尤其多,严重地区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东南军民处于反“清乡”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4312月,日伪第一次延期“清乡”结束。19441月,宣布开始高度“清乡”。日伪到处捉拿干部群众,对被俘者施以“肉灯”“迫击炮”“吞火龙”等残酷刑罚。据19434月至19445月不完全统计,日伪在东南地区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拆屋1656间,烧毁房屋2463间,杀害无辜同胞354人,杀伤176人,抓走壮丁351人,强奸妇女871人。

    面对日伪的血腥屠杀,东南军民采取公开斗争与辅助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反“清剿”、反伪化、反强化、反特务、反逮捕的综合斗争。从1944年元旦至春节1个月中,东南警卫团作战28次,粉碎了日伪多次“驻剿”和“围剿”的阴谋。1944310日,东南警卫团、吕四区队、洛伽乡民兵在七甲桥伏击日伪军,俘获伪军18人和两个日军职员家属,缴枪10余支。这一期间,各地秘密群众组织由部分控制、争取两面派进一步发展到普遍地控制、掌握两面派。据19445月统计,在日伪表面上建立政权的198个旧行政乡镇中,有两面派伪乡长161人,其中忠敌者只有17人,两面应付的110人。从而使日伪的“清乡”变成假“清乡”。

    至此,日伪除了对斗争激烈的地区进行短期“清剿”、烧杀,或为确保其交通在公路沿线发动“清剿”,或与日伪军警联络外,从据点出动而到下乡“扫荡”的已大为减少。东南军民终于度过了极端困难时期,粉碎了日伪延期“清乡”的罪恶部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蔡邦道

(1919-1943)

    1943923日,年仅25岁的启西区信友乡民兵大队长蔡邦道在他的家乡英勇就义。乡里的民兵闻此噩耗,泣不成声。启西区区长李若松挥笔写下了《坚贞不屈的蔡邦道》一文,悼念这位为反“清乡”斗争献出年轻生命的民兵英雄。

    蔡邦道,1919年生,全家靠租种崇划田为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父辈兄弟三人,除他父亲外,都因娶不起媳妇,终身光棍一条。蔡邦道是蔡家唯一的独苗,祖父对他寄予厚望,取名小财,盼望在孙子这一代能过上好日子。蔡邦道七八岁时,全家勒紧裤带,农忙打短工,农闲讨饭,送他上学堂念书。蔡邦道深知家庭的艰难,小小年纪每天步行5里多路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省下一顿中饭。蔡邦道学习特别刻苦,在学校两次跳级,四年学完了六年的课程。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童子军,学打拳、跳远、赛跑,练就了一身武艺。

    1938年,启东沦陷后,蔡邦道同当时许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急切地寻求抗日的道路,他先参加了陆洲舫部队,但这支部队当时抗日不足,扰民有余,蔡邦道失望地退了出来。1941年夏,中共党组织在蔡邦道的家乡开辟工作,发现他积极要求进步,就送他到县警卫团当了一名战士。从此,蔡邦道如鱼得水。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2年底,已成长为一名排级干部。

    1943年春,为准备反日伪“清乡”,东南警卫团派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地方加强武装斗争。蔡邦道被派往家乡信友乡开辟工作。几个月后,敌伪在新港、北新建立了据点,信友乡夹在两个据点中间。而我们的工作基础又十分薄弱,全乡没有一个党员。因此,敌人刚占领,伪乡保长就产生出来了,编保甲,钉门户牌,造户口册,发良民证,拉夫抓丁……

    蔡邦道回到家乡后,马上开展秘密活动,把一些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组织起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个多月后,他动员10多人,组织了一支民兵小队,进行秘密训练。新港镇据点敌人对蔡邦道的活动十分注意,派了一个探子化装成要饭的,经常到信友乡。这个“叫化子”一出现,不是民兵训练遭破坏,就是积极分子被抓。蔡邦道确认这个家伙是汉奸,决定除掉他。5月底的一天,蔡邦道派几个民兵埋伏在要道处,那个探子又来了,抓住一审问,果然是敌人派来的,当即把他一刀捅死。

    蔡邦道估计敌人要出来报复,布置民兵迅速转移。不出所料,当天下午,新港镇伪军和“清乡”人员直扑信友乡,逼老百姓和蔡邦道的父亲交出蔡邦道,否则烧光两只埭的房子。群众一声不吭,敌人放火烧了蔡邦道的房子。蔡邦道在远处望着滚滚的浓烟对民兵说:“这是替我们上政治课啊。”他后来写信给区队领导说:“我的房子被烧掉,这样更使我坚决而无所顾虑。”

    从此,蔡邦道活动公开了。他自幼习武,加上在部队锻炼过,艺高胆大,乡里的老百姓都很相信他。他的教育方式又很灵活,通俗易懂,因此,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到7月份,蔡邦道已组织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民兵大队,他任大队长,还发展了五六个党员。民兵活动异常活跃,破公路,割电线,埋地雷,打伏击。一夜之间,把全乡的门户牌全部撬光。一个月之内,杀掉6个汉奸。伪乡保长纷纷找出路,主动和民兵拉关系,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保甲编不成了,伪捐再也收不到了,全乡上下,没有一个不知道蔡邦道的名字。敌伪军把他看作眼中钉,散布谣言,写恐吓信威胁他。蔡邦道把恐吓信念给民兵听,教育他们坚定革命斗志。

    一次,蔡邦道带领民兵去割敌人的电线,在新港镇附近,被巡逻查哨的伪军发现。蔡邦道命令其他民兵赶快撤退,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一看敌人数不多,就打了一枪,高喊:“我们是新四军,认识我蔡邦道的,识相点回去,有种的上来!”敌人你推我,我推你,不敢冲上去,蔡邦道乘着夜色撤走了。蔡邦道还多次单枪匹马到据点附近喊话,他领导的信友乡民兵大队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信友乡成了启西路南地区斗争的一面旗帜。

    194395日清早,由于伪保长告密,新港镇一个中队的伪军包围了蔡邦道所在的朱家宅,蔡邦道一看形势严重,操起一把大刀,杀出门去。敌人事先得到命令,要抓活的,因此不敢开枪,只在后面紧紧追赶。蔡邦道连扑三条泯沟,在一个坟墩旁隐蔽下来。这时,到高家镇会哨的新港镇“清乡”队也赶来,形成个包围圈。蔡邦道见敌就砍,转身再跑,不料被树枝绊倒,大刀甩出去老远,敌人一把抓住了蔡邦道。

    敌人将蔡邦道带到新港镇据点,严刑拷打,要他说出乡里党员、民兵的名字。蔡邦道怒视敌人:“我是党员、民兵,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要叫我说出其他人,休想!”敌人没法,第三天将他解到汇龙镇据点。在狱中,蔡邦道鼓励难友们坚强起来,指挥大家高唱抗日歌曲。敌人把蔡邦道单独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他就隔着墙壁向狱中的难友宣传革命道理。他还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壁上写着:“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后人没柴烧!”“共产党万岁!

    19天后,敌人用尽酷刑,毫无所获,就下了毒手。蔡邦道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为纪念这位英雄,东南县委决定将信友乡改为邦道乡。今天,烈士家乡的村,被命名为邦道村。蔡邦道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王少直

(1917-1943)

    王少直,又名王观因、王景欧,1917年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城桥镇一个书香门第,排行第六。祖父王蓉清(春荣)是崇明师范学校校长,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思想比较进步,对崇明早期革命活动作过贡献,自从蒋介石执政后,就居家不出。他的父亲王主玉,曾在山东胶济铁路青岛段当科员,染上抽鸦片恶习,所得工资,全部花掉,全家生活来源,主要靠祖父薪金收入。王少直在少年时期,生活可称优裕。1929年祖父去世,1932年,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又病故,家庭断绝了主要经济来源,他的生活只得依靠兄嫂。他先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不久随兄嫂去南京读书。抗战爆发时,兄嫂去重庆,他重回家乡,受尽失学与生活之苦。

   19383月,崇明县城沦陷。王少直与表哥孙永乐、沙克毅一起逃难到上海。在沪期间,他有充裕时间阅读《论持久战》、《解放》、《团结》以及《月报周刊》等革命书刊。他白天读书,晚上和表兄们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学习革命理论,受到很大的启发。日军在崇明到处奸淫、烧杀、掳掠的侵略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生活,激起了王少直对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他毅然于同年秋末随同孙永乐、沙克毅一起离开上海,来到海启,利用亲戚关系,在海门县五区务本乡沙家仓,创办勤业堂小学。晚上办夜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积极参加当地群众斗争。193910月,勤业堂小学因孙永乐染上疟疾回上海休养而停办,王少直寄居在亲戚家,埋头读书,力求把自己的一般性认识提高到有系统的理论认识。

    19429月,王少直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由于他工作有能力,且为人正直,不久被提拔为海东区财粮股股长。同年十一二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海东区财粮分局主任。

    19434月,日伪“清乡”开始,海东区的大小集镇基本上被日伪军占领。在“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王少直带领工作人员,紧紧依靠区乡党政领导和民兵群众,穿插在敌伪据点之间,征粮征税,坚持不懈。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直到胜利完成任务。同年,征收夏季爱国公粮时,他不畏艰险,和元畏乡负责财经工作的同志,插到富安镇日伪据点附近,他亲自带粮串、带秤下乡,白天领导群众“跑反”,同时结合进行夏征动员,使群众自觉缴纳爱国公粮,经过7天的突击征收,顺利地完成了全乡的夏征任务。征收的一部分代金,随即解送区里,保证了区队的给养;征收的粮草,保管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并第一次把夏征工作深入发展到据点内。

    王少直十分重视财经队伍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有计划地组织干部进行短期学习,亲自讲课,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每到转移宿营地时,总是吃苦在前,背着钞票和金条,有时还背两支枪走。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对于在群众家里吃饭这类生活小事也毫不马虎,坚持执行吃饭付钱的规定。大家对他很尊敬,称他是一位没有官架子、带头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主任。

    19431228日深夜,东南警卫团二连来到富荫乡韩友伦、朱尚贤两家宅上,准备在日新河据点附近打伏击,王少直跟团首长住在一起。不料第二天凌晨,由于坏人告密,受到来自大闸口、海复镇、川流港、利民镇、南阳村、曹家镇、日新河等据点日伪军九路包围,在参谋长坚定沉着、机智灵活的指挥下,全连分两路从东宅沟由王少直等同志架好的“台桥”上冲了出去,杀出一条血路,终于突出重围。但是,在这一次反分进合击的突围战斗中,身负巨款,艰难突围的王少直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当地人民为了悼念这位英烈,将他牺牲所在地,命名为少直乡。

朱轶千

(1919-1941)

    朱轶千又名严俊昌、朱益,1919522日出身在崇明外沙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初入魏堂圩初级小学,后在北新小学、新港小学读书。193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四年制启东县立简易师范。读书时,品学兼优,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爱戴。年仅15岁的朱轶千在启师第一学期的《生活周记》里,就写下了许多佳作,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的优良品质。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打为“甲”等,“九一八”事变后,朱轶千在作文里痛斥日寇的罪行。

    1937年,朱轶千在启师毕业,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走向社会。但事与愿违,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意识到国难当头,教育不能救国,只有武装抗日,才是救国之本。因此,他在正友乡初小、新港镇、久隆镇高小当了近两年的教师、校长后,毅然投笔从戎,矢志抗日。1939年,朱轶千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驻苏(东台)训练班训练,后在韩德勤部队服役,但是国民党抗战不力,使他大失所望而极为不满。

    194011月,新四军东进到南通。朱轶千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愤然离开韩部,投奔新四军,在掘港苏四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学习结束,被分配到通东六甲区,担任区大队附,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表现出色。

    194198日,日军在余东戴家庄实施惨无人道的大烧杀,当地18户人家遭殃。朱轶千等人闻讯赶赴现场,进行救济,慰问受难群众。正在此时,突然遭到伪军张海青部的袭击,在重兵包围中,他无法脱身,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带回圩头据点后,始则诱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继而施以酷刑,软硬兼施。但是,朱轶千却不为所动,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同年917日,惨遭敌人杀害,就义时,年仅23岁。

    朱轶千牺牲后,海东行署主任顾尔钥送来挽联一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挽联云:“修文治武善画能诗盖是一表人才壮志未酬沦贼手;英勇效忠慷慨就义全为千秋事业江山从此著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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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东革命烈士陵园,暨启东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1950年始建于启东县人民公园。1959年重建于人民西路,现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所在地。2003年根据我市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其实施整体搬迁,位于长安路西侧,原北郊站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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