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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流砥柱⑦——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部分烈士(下)
来源:启东烈士陵园  发表时间:2020-4-21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部分烈士(下)

 

董曙升

(1916-1944)

    董曙升,又名董曦。191612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里,启东县惠和乡人。他从小丧母。父亲董海和是个乡村塾师,后改行看风水,以微薄收入抚养他和妹妹两人,家境清寒。

    1925年,董曙升入学,在惠安镇小学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喜爱。1934年,小学

毕业,因无力继续升学,便利用劳动之余刻苦自学。后经老师和友人介绍,先后在安平村、永兴镇和龚鹏革小学代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董曙升积极参与领导启东东部各校学生反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游行示威。1938年春,在永兴镇小学执教的董曙升,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杂牌部队徐阿根逮捕、关押、严刑拷打,慘遭迫害,幸亏水兴小学校长王德仁的营救和保释,才免于死难。从此,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革命意志。

    1940年秋,他和秦洪洲一起,奔赴盐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并在抗大第五中队(政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因形势需要董曙升和同学们提前结业。之后被分配到苏中区党委、海启县委民运部组织的民运工作队工作。他以民运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地“二五减租”的夏、秋收斗争。1942年春,董曙升率领民运工作队到启东四区和韵乡(现大丰乡)进行开辟工作。他发动群众建立农抗会,大力开展“二五减租”的宣传工作和组织民兵活动,同时领导全乡民兵开展抗捐抗粮和锄奸肃特斗争。19434月,反“清乡”开始,启东区分为路东、路南、路北三个战斗区。董曙升在路北,勇敢地带领民兵群众积极打击救人。

    1943年秋,启东区委派董曙升到中庆乡开辟工作,积极组建乡农抗会和民兵自卫队。由于他的悉心培养,使这个乡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抗日反“清乡”的积极分子。因此受到区委的高度重视。区委书记戈拔便决定他继续留驻中庆乡,秘密发展党员,初建党小组,后建党支部,由他兼任支部书记。这是新四军东进海启后在该乡建立的第一个农村支部。

    19437月中旬,由于中庆、中平、中太三个乡的民兵大队长被日伪军一天捕走,致使这三乡工作停顿了近三个月之久至10月底,区委决定再次开辟这三个乡。由于一时派不出干部,便把中庆、中平、中太三个乡合并为太平、庆平两个乡,并重新调配了干部。11月初,区委又派董曙升来到太平乡,他和太平乡民兵大队长倪文龙一起带领民兵于1112日进永兴镇赌馆杀死了两名日伪特务。在这一次杀特行动的影响下,很快发展了一批民兵,从此,打开了太平乡的斗争局面。接着便组织民兵开展锄奸活动,吓得汉奸敌探胆战心惊。董曙升在太平乡工作5个月,发展了27名党员,民兵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农抗会声势大振,构成了对惠安镇伪据点的威胁,有力地打击了启东保安第四中队长张海青部的嚣张气焰。但此时,董曙升和其他公开坚持的干部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敌人到处派遣特务,收买内奸,妄图搜捕和杀害董曙升。董曙升对此一笑置之,泰然自若。他毫不畏惧,继续率领农抗会员和民兵进行英勇战斗

    19443月初,董曙升离开太平乡,回到启东区委。4月,行政上四、五区和一区东部五个乡合并成立启东区,董曙升当农抗会主任,专心致志地领导全区开展农抗工作。启东区在全县是一个开辟较迟的地区,但在他的努力下,农抗活动有了新的起色,至1944年秋季,“二五减租”的群众运动在重点乡的基础上相继开展起来,一些地方的农抗会显得空前活跃。

    董曙升工作有魄力,原则性也强。他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到一个乡,对贫苦农民特别关心爱护,对地主富农则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要他们有一点抗日的表示,都同他们团结合作,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则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因此,在他领导下进行“二五减租”的地方没有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发生。

    董曙升性情温柔敦厚,有政治工作者的修养,对劳动人民深有感情,因而在干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注意培养干部,并把这些干部派至各乡建立农抗会,让他们在斗争中增长才干。

    194498日,董曙升和管洪畴等6名农抗会干部,准备到启东区参加区委扩大会议,因失去联系而未找到联络地点,当晚便宿在新安镇北面崔某家。不料由于坏人告密,驻惠安镇伪保安第四中队队长张海青立即带兵前来捕捉,100多伪军包围了崔家宅。董曙升和其他5名农抗会干部不幸被捕。因事先没有来得及作好应变准备,被搜查出好些秘密文件。当他们被押到惠安镇时,已后半夜了,凶神恶煞的张海青连夜审讯。董曙升等6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大家矢口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敌人据点里一连四天,这6位难友,天天被敌人轮番刑讯逼供,都宁死不说。最后,董曙升为了保存同志,准备牺牲自己,他挺身而出,冲着敌人,自豪地说:“我就是区农抗会主任,其他都是老百姓,要杀就杀我!”杀人魔王张海青顿时露出凶相,拔出手枪就打。当即被同伙劝阻。董曙升顿足大骂:“汉奸、匪军,危害人民,十恶不赦!”说罢飞起一脚,把桌上的火油灯都踢翻了。张海青恼羞成怒,把董曙升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其他5位同志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911日上午,董曙升等6人,被敌人解到汇龙镇伪启东清乡特区公署军法处。伪特区公署主任汤同书亲自开夜庭审讯。汤同书对董曙升先封官许愿,后严刑拷打,董曙升义正辞严地说:“抗日没有罪!象你们这帮卖国贼,是不会好死的!我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色厉内荏的汤同书被董曙升骂得瞠目结舌。一连几次审讯,董曙升都是说这几句话。他那铿锵的陈述就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刺敌人。汤同书气急败坏地狂叫一声:“共匪!共匪!真厉害的共匪!把你的头割下来,才出我的气!”最后把董曙升定为死罪,其他5位同志被判处重刑。

    927日下午,杀人不眨眼的汤同书,召开所谓“公审大会”,五花大绑的董曙升,被插上斩条,但他面不改色,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董曙升昂首挺胸,高呼“打倒祸国殃民的汤同书!打倒卖国贼汤同书!”的口号。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刘里千

(1918-1944)

    刘里千,又名刘建邦,启东县圩角乡人。19181025日生。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启东县立简易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县立大兴村高小,继而入启东县立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海门新中医学专科学校。在学校里,他是一位勤奋、文静,成绩优异的学生。

    里千反对死读书,他时时关注着天下大事,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34年,他哥哥刘俊在上海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不时邮寄一些宣传品给他。在他哥哥的影响下,于同年秋末,里千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参与了“武卫会”启海分会的筹建工作。里千借在启东中学读书之便,在学校里秘密散发《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章程和宣言。

    1935年夏,由于海门境内“武卫会”会员被捕,里千的身份暴露。一天,国民党启东县政府派警察突然闯入里千的宿舍,搜到“武卫会”宣传品。里千被捕后,毫不慌张,声称这些材料,不知何人寄来,收阅后就丢在箱子里了。国民党启东县党部内的一些进步人士也出来为里千说话:“人家小孩子,不懂事,平时功课蛮好,就算了。”不久,里千获释出狱,上海武卫会组织发现启海分会组织暴露,立即与其断绝联系,里千因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83月,日军侵占南通。里千遂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参加了王兴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91月,启海地区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瞿犊、王进不幸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里千所在的部队被迫转移外地。19392月,里千获悉兄长刘俊在上海郊区组织游击队,遂于4月初偕同学蔡善良一起赶赴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在漕河泾、龙华、莘庄、七堡地区活动的抗日游击队。里千刚到游击队驻地,适逢日军对游击队进行“清剿”,游击队匆促转移,南渡浦东。在转移中,他和同学与游击队失散,不得不折返启东。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共崇明临时工委领导的崇明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任总队部书记员和军医。

    19407月,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对崇明三区游击根据地进分割包围,数百抗日军民惨遭杀害。里千不顾个人安危,依靠群众的掩护,千方百计地抢救受伤军民。

    同年8月,崇明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奉命撤至江北。刘里千所在的部队扩编为江苏省第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他任旅部军需副官。

    19412月,经供给部主任周复介绍,刘里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5月,党组织调里千到苏中行政干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通海行署工作,历任通海行署财政科副科长、科长,通海自卫总队部供给科长等职。

    1943年初夏,原通海行署主任、自卫总队队长茅珵患病,里千奉命陪伴茅珵秘密去杭州医治。在杭州历时半年,里千与茅珵朝夕相伴,悉心照料。

    同年冬,里千北归。时通海全区敌垒林立,一日数警。里千和当地军民坚持斗争,与敌周旋,常数日难得一饱。里千本有肺病,经此颠沛,更形不支。有人劝他为身体计离开,他说:“大丈夫决不因害怕困难而逃跑,何况我们是革命志士!”始终坚持在反“清乡”斗争的第一线。1944年初,敌伪开始了疯狂的“高度清乡”,我反“清乡”斗争进入了最严重的斗争阶段。面对险恶环境,里千斗志愈坚,更加奋发从公,英勇战斗。

    194412月初,通海自卫总队在坝头镇南伏击日伪获胜,击毙日军、俘获伪军各10多人。事后敌伪疯狂报复,从南通和海门出动了四五百人,分五六路向我通海中心地区大举“扫荡”。12月下旬的一天,里千随通海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茅琛等在通海镇附近与敌遭遇。敌众我寡,里千和战友边还击、边突围,里千冲过三条泯沟之后,不幸身负重伤,乃以最后一弹,英勇自裁,时年26岁。

    里千临难不屈,舍生取义的消息一经传出,四面八方男女老幼无不为之动容,前来吊唁者不下万人。解放后,故乡人民为他在故居旁修建了墓地,并把所在村子命名为里千村。 

周家禄

(1895-1944)

    周家禄,启东县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3岁丧母,父亲用小车推着他沿门求乞,四处飘流。

    1909年,他刚满14岁,就到东兴镇附近的张家仓地主家做小长工。他看到地主的孩子进私熟读书,非常羡慕,有时干完了活,就偷偷地站在课堂的窗口听讲,为此,他常常遭到地主的挖苦、詈骂甚至毒打。1912年,他拜师学木匠,满师后在杨香圃带揽工干活,那里的人看他为人忠厚老实,手脚勤快,技艺精熟,都非常赞赏。经人介绍,他与当地贫苦农民的女儿陈凤兰成了亲。一年后,第一个孩子出世,凭他一点工钱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借钱在五堤租了两条田开垦。新开垦的不毛之地,有种无收。为了生活,他又在大圩里租种地主陈××的半条地。未及一年,陈要把这块田高价卖给他人,提出限期收地。因为租期没有到,周家禄不让收田,请人写了状子去控告。县政府官员收受了陈的贿赂,反把周家禄夫妇关押起来。后来当官的看到周家禄是个穷光蛋,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放了出来。第二年开春,他到租地上种棉花,走到田边一看,地主已叫人正在地里干活。周家禄火冒三丈上前夺下那几个人的农具。不一会儿,陈派狗腿子把周家禄抓起来押送到县政府。这件事引起了广大佃农的强烈不满,纷纷联名上诉,要求政府主持公道。县政府又不得不将他释放。

    1933年大潮灾,1934年大旱灾,贫苦农民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挣扎。1935年春,迫于饥荒,周家禄和农民陆顺祥、蔡绍龙、张振云等人发动饥民10多人,带了淘萝等器具到五堤公司地主那里借山芋干,遭到公司地主的拒绝,周家禄带领穷人们打开仓库自己动手去拿。事后地主进行报复,把农民袁文富抓去绑在公司的旗杆上。周家禄组织上百名穷人前去斗争,迫使公司释放了袁文富。

    1937年,五堤公司的走狗出来到处逼交柴租,周家禄动员佃农拒交柴租,因此又被公司抓去。五提东南区的几百人闻讯一齐涌进公司,公司地主不得不释放周家禄。

    1941年春天,中共海启县委民运工作队,到五堤乡搞开辟工作,他们了解到周家禄与五堤公司的地主斗争最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就通过周家禄联络积极分子开展抗租和减租斗争。有民运工作队指导,周家禄干得更带劲了。他先后被选为保、乡、区的农抗会主任。1941年上半年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把全区的减租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他根据上级指示,把农抗会骨干分子分成若干小组,分插到新民、富荫等乡搞开辞工作,动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抗会,帮助健全农抗会的组织。周家禄工作深入细致,碰到疑难问题总是亲自去解决。刚开始搞减租斗争,佃农怕减不到租,反受地主的害,周家禄便耐心地开导大家。佃农在周家禄和其他农抗会干部的教育启发下,不向公司交租。公司不见佃农去交租,着了慌,派帐房出来催,无效,就由实业大队出面抓走一个佃农,企图杀一儆百。周家禄以农抗会名义组织佃户去斗争。周家禄的斗争性特别强,当地的干部和农民都叫他“周铁头”

    1942年春,闹灾荒,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周家禄根据海东区委和县民运工作队的指示,组织农民成立“淘箩会”,根据各家地主的存粮情况,有的放矢地上门借粮。农民借到了粮,共产党农抗会的威信越来越高,农民抗租、减租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1942年下半年,乡农抗会完全能左右议租局势,迫使公司承认“二五减租”。

    1943年春,日伪军在五堤设了检问所,气焰非常嚣张。周家禄带领民兵坚持原地斗争,伺机打击敌人。一天晚上,他得悉日军调防,检问所兵力空虚,就与吴振清一起组织民兵攻打检问所,俘敌11人,缴到了一批枪支弹药。

    19441030日晚,周家禄开完会回家,被叛徒告密,海复镇日伪军数十人偷偷地摸进五堤乡。周家禄得悉,急忙收藏文件准备突围,但敌人已包围了他家,因寡不敌众,在后宅沟沿被捕。敌人逼他说出共产党和民兵的情况,他守口如瓶,未泄露半点秘密。五堤乡民兵为营救周家禄,在日伪回海复的必经之路伏击。因敌人看守严密,周家禄仍被带到海复镇日伪据点。敌人对周家禄施加酷刑,几次把他打得死去活来。9天后,敌人又把他押解到曹家镇,关在立笼里,但丝毫动摇不了他这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1215日,敌人终于下了毒手。周家禄视死如归,昂首阔步走向刑场,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侵略者!”英勇就义。五堤乡的干部群众为了纪念他,把五堤乡改名为家禄乡,把当地的一所小学定名为家禄小学。 

 

 

秦永祥

(1919-1945)

    秦永祥,又名才元。1919年出生于崇明外沙泰安镇附近一个农民家中。幼年丧父。6岁时,因家中赖以生存的几亩薄地被当地土豪掠夺,秦永祥跟随比他仅年长两岁的哥哥去崇明县衙门告状,但“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兄弟俩鸣冤无门,倒落得身无分文,乞讨而回。途中,年幼的秦永祥又遭恶犬咬伤足跟,鲜血直流,由他哥哥背回家中。不久,他的母亲又贫病交加,离开人世。1932年,秦永祥13岁,到上海进了万利袜机公司学钳工、车工。1936年春天,因染伤寒,被赶出工厂。他在上海的哥哥东拼西凑,筹集了盘缠,将他送回家乡医治。数月后,大病初愈的秦永祥又去上海,托人求情送礼,才得老板允许,重进万利袜机公司做工。

    抗战爆发后,秦永祥毅然于1938年下半年投奔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他先被安排在军部教导队学习。学习结束后,因他当过钳工和车工,便被分配到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军工生涯。他忘我工作,成了车间里的生产能手。参军当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秦永祥是厂俱乐部的文娱委员,他爽直热情,工人们同他一见面就结为知己,他经常同工人们谈工作,谈学习,也谈思想修养,受到了同志们的敬重。

    1941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中,秦永祥同修械所的部分同志有幸突出重围。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四处设卡布网,捕捉我军突围人员。秦永祥一行数十人是非战斗人员,又没有武器,为了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长江以北,他们化装后分散成多个小组行动。一日夜间,秦永祥和小组成员来到溧阳和句容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被特务发现包围。秦永祥他们用石头砸,用扁担打,勇敢地往外冲,终于脱险。在常州城外,秦永祥遇到了修械所的吴运铎等同志,他们在当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乘着木船,机智地混过了敌人设着重重关卡的常州城,来到长江岸边。但此时长江江面已被日军军舰封锁。他们俩人利用整整一个白天,伏在江堤上,观察着游弋在江面上的敌舰的行动规律。傍晚时分,他们在一位老渔民的帮助下,驾着小船,冒着狂风和鹅毛大雪,趁敌兵舰到上游巡逻的空隙冲过长江。历尽艰辛的秦永祥终于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了对新四军后勤供应,部队的武器弹药严重缺乏,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成立了军工部,领导建立修械、炮弹、手榴弹等兵工厂。秦永祥被分配到修械厂,他成了建厂的骨干。

    1941年冬,秦永祥被调到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工作。这一时间,敌人在各地安下了许多据点,并反复“清剿”,迫使秦永祥所在的兵工厂天天拖着机器打游击,无法生产。后来,他们干脆把机器、材料,熔铁炉拉上大帆船,在船舱里安上机器,建立了机械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组成了一支海上流动兵工厂。海上的生活十分艰苦,有时淡水用完了,只好用海水煮饭,喝的也是海水。秦永祥的身体严重地遭到损害。

    19432月,秦永祥调任新四军二师子弹厂厂长。3月,奉罗炳辉师长之命,秦永祥协助吴运铎同志研制枪榴弹。枪榴弹是一种结合了步枪与手榴弹功能的武器。在毫无资料的情况下,秦水祥带领试制组职工积极配合吴运铎,克服了设计、材料上的困难,经多次试验,终于在5月份将枪榴弹试制成功。罗炳辉、谭震林等首长看了枪榴弹的实弹射击后,表扬了秦永祥等同志。由于枪榴弹单兵携带方便,操作容易,射程远,杀伤力强,因而很受部队欢迎。

    19437月,新四军二师子弹厂改称二师军工部第一厂。同年底,秦永祥参加了二师政委谭震林召集的座谈会。谭震林在会上分析了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后,要求军工战士努力奋战,抓紧生产,以支援部队对日展开局部反攻。座谈会后,秦永祥回到一厂,以“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为口号,在全厂掀起了劳动竞赛运动,使军工产品品种增加,产量提高。同时,又狠抓产品质量,注重管理人员素质和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一厂成为淮南根据地内最大,最重要的军火工厂之一,它生产的枪榴弹筒,不但装备了二师,还支援了六师十六旅、抗大九分校、军部警卫连等兄弟部队,为巩固淮南根据地,扩大解放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48月,罗炳辉师长在军工部全体职工大会上点名表扬了秦永祥。

    19451月,日军在淮河及运河的两岸发动“扫荡”。为粉碎敌“扫荡”,迎接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攻,秦永祥承接了军工部下达的平射炮弹的制造任务。秦永祥和吴运铎反复试验,对炮弹进行了多次改进,将铸铁弹壳改为钢材弹壳,信管也改为自动化,大大增强了平射炮的威力。

    正当秦永祥带领工人扩大生产,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55月的一天,秦永祥在工作台前,将一枚日本制造的山炮炮弹引信拆开,进行研究,不料引起炮弹爆炸,一块无情的弹片割断了他的咽喉。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

俞志高

(1919-1944)

    俞志高,19193月出生于海门县无畏乡(今启东县志良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俞兆琪,母亲吴文仙一生勤耕勤种,刻苦耐劳。俞志高兄弟姐妹9人,他排行老四。由于家境贫寒,他的一个弟弟送给了人家,另一个7岁的弟弟生病,因无钱医治而身亡。志高也只上三四年私整,就辍学种田,为父母分忧。他为人忠诚老实,待人态度谦和,深受乡亲喜爱。

    俞志高家乡的祝家仓地主,是个有名的大地主。财多势大,专门欺压穷人。志高家租种祝家土地4000(16),收到粮食还不少,但交完租子后就所剩无几。有一年,收到的粮不够交租,地主就派狗腿子把志高家晒在场上的粮食全部抢去。到了次年2月,无粮下锅,志高母亲就向富农家借粮借钱糊口。一次好不容易借到40斤元麦。祝家仓地主知道后,以欠租未交清为由,派了狗腿子前来将这40斤“救命粮”全部抢去,志高气得两眼圆睁,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俞志高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36年,祝家仓地主为更多地盘剥农民,立了“新章程”,“种地千步田,要再缴押金60块大洋”。俞志高同朱玉润等几个佃农前往祝家仓讲理。讲理不成,就去打官司。但官司打了三四年,佃农却坐了班房,地主的“新章程”仍改不了。

    194011月,新四军东进来到了海启,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俞志高跟着大哥俞志成积极参加农抗会活动。俞志高一家三兄弟做了减租的领头人。一次,召开祝家佃户大会,新四军派出工作组在俞志高家设立了指挥部,俞志高等为使大会顺利召开,分头到四方侦察,防备敌人捣乱。大会后,几百个群众敲锣打鼓,扛着大红旗奔赴祝家仓,同祝歧烈进行说理斗争。祝歧烈迫于群众的压力,答应了佃户的要求,实行减租。在斗争中,无畏乡成立了农抗会和乡自卫队,俞志高担任了自卫队队长。命志高认识到枪杆子重要,他带着几个队员到驻在无畏乡一带的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向王澄团长要了6支长抢、1支短枪。

    俞志高他们回到乡里,又有很多的青年参加了自卫队。秋收时,志高带着自卫队四处放哨,保卫秋收。并要求地主按章减租,地主再也不敢公开反对了。19417月,俞志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提升为海八区区大队副。1942年秋,俞志高被安排到如东苏中抗大九分校学习。

    19441月,俞志高从外地回到海启,任海东区大队副。在空前激烈的反“清乡”斗争中,俞志高来到无畏乡,积极组织民兵学习,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他们不仅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他带领民兵们开展锄汉奸、抓伪军等一系列的行动,同日伪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当地群众称俞志高等18个民兵为“18只雄雕。”

    194497日早晨,雾气重重。俞志高来到无畏乡,在杨家友窑附近组织无畏乡民兵集训,不料与从富安镇出动的30多个日伪军遭遇。俞志高当即带领9名乡小队民兵迅速向西北撤退,过了一条河,拆了桥板,来到杨家友窑占据窑头有利地形,切断敌人通道。狡猾的敌人迅速抢占了陆宏道宅,并登上了屋顶,双方相距只在百米之内。俞志高带领民兵抢占窑头后,一面迅速部署战斗,一面亲自爬上窑顶观察敌情,不料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光荣牺牲。

 

姜志良

(1921-1944)

     姜志良,19211026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和孚镇(今湖州市南郊)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在江苏省吴江县谋生,母亲带着志良兄妹三人过着清苦的生活。志良从懂事起,就知道为母亲分忧,帮助妈妈带领妹妹,料理家务,穷困的家境,培养了志良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志良从7岁起,断断续续读了小学、初中。在学校里,受中共地下党员沈文枚老师的影响,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吴兴县城被日军占领,和孚镇被烧成一片废墟。志良目睹这惨状,愤慨万分。1939年初春,在一个寒意未消的夜晚,志良背起洒有母亲泪水的被包,告别了相依为命的老母与妹妹,毅然参加了吴兴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踏上了新的征途。

    1939年的政工队,正处于向革命转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派来地下党员担任政工队领导,姜志良在他们的带领下,和同志们一起,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进步书刊,编印抗战小报《反扫荡》,唱抗日歌曲,演抗战戏剧,唤起群众抗日热情。

    志良个子不高,文质彬彬,说起话来又有点结巴。可是,能吃苦耐劳,腿勤手快,乐于助人。凡是集体的事,不管重活脏活,总是不顾自己身小体弱,抢在别人前头干。政工队的经费少得可怜,没有专职炊事员,一日三餐由大家轮流负责。有些女同志常常为此发愁,志良就帮她们劈柴、挑水…当时,部队驻在吴兴西乡偏辟的山坳里,买东西要翻山越岭到安吉境内一个集镇去买,志良自告奋勇兼任采购员,经常跑十多公里的山路去采购。这年冬天一连下了几天雪,队里油盐、纸张等日常生活和工作用品告缺。天一放晴,志良二话没说,拿了扁担又上路。回来时,脚上满是血泡,又得了感冒,累得饭也没吃,就钻进地铺上的被窝里。第二天,不顾热未退、身子软,仍帮其他同志抬粪浇地。志良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

    当时政工队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睡的是草铺,有时遇到敌人下乡“扫荡”,就转移到茅蓬中睡觉。夏天没有蚊帐,加上日照少,雾气重,阴暗潮湿,又无条件洗澡,日子一长,生疥疮、患疟疾的同志多了,志良一面主动协助领导做好思想工作,一面想办法弄来硫磺、猪油和中草药,给大家涂擦治疗,志良如此地关心别人,被大家亲热地称为“姜管家”。1939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政工队扩建了五个区队。姜志良被任命为练市区区队长。当时,练市区驻有国民党62师,镇上有国民党区政府。姜志良很策略地与驻军和区公所打通了关系。他积极做好镇上青年工作,建立起抗日青年团体,在练市镇上出《反扫荡》墙报,作宣传阵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练市区的青年组织了起来,打出了青年救国会的旗子。

    同年上半年,姜志良与其他6位同志乘船到他家乡执行任务,船一靠岸便被伪军发现。姜志良抢先上岸,与伪军说:“这是我家的亲戚。”说完从容不迫地把大家领到他家。伪军还不放心跟着来,志良母亲看到后,心领神会,立即热情招待大家。伪军看看就走了。过后大家都说,这次多亏志良灵活机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40年冬天,吴兴县政工队进步的抗日活动,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注目,为了防止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共吴兴县委的指示,地下党员全部撤出政工队。重新成立特别支部,姜志良为特支宣传委员。

    19411月,“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特支决定凡是已暴露的同志到抗日根据地去。姜志良同特支书记周培元一起承担了组织转移的任务。这一时间内,志良家成了去根据地的临时联络站,全家为转移的同志奔忙。正当大家要出发转移的时候,有一位同志没有按时归队。姜志良冒着危险毅然决定留下等待。后来在转移途中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姜志良怀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于19419月进入启海抗日根据地,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启海后,姜志良被分配到安东乡(现启东县通兴乡)做开辟工作。一到那里他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群众,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经三四个月的努力,姜志良在该乡组织了农抗会,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

    1943年初,姜志良任海东区游击连指导员,他平时生活艰苦朴素,与战士同吃同住,对同志关怀备至,一有战士生病或负伤,他立即问寒问暖,对乡亲也是这样,无畏乡陆家妈妈因病卧床不起,家里经济困难无力求医,姜志良同志获悉后就拿了津贴,请医生给她治病,使她逐渐恢复健康。

    194312月,姜志良升任海东区大队教导员。

    19445月的一天,海东区大队接到县委指示,要他们在三天内攻下日新河据点,区委书记兼区大队长沈坚如同志召集班、排长以上干部开会,商讨攻克办法。会上姜志良提出,从表面看敌强我弱,但驻守据点里的伪军,军心涣散,战斗力很弱,据点四周围墙破败,若能和周围乡民兵一起,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结合的办法,是完全能够取胜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当天晚上,沈坚如、姜志良各带领100多人,分南北两路夹攻据点,同时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搞得昏头转向,又听说是“王洪”部队,便丧魂落魄地扯起白布投降。

    1944612日,姜志良与区队领导一起率队配合县行动队化装袭击,一举攻占利民镇据点,5分钟解决战斗,俘获伪军警49人,捕获伪乡长1名,缴步枪12支,并烧毁了敌碉堡。

    1944728日,驻川流港8个日本兵和两个班的伪军,到玉昆校拆房子,姜志良率领区队神速开往玉昆校旁,抢占有利地形,把所属部队兵分两路,对敌人形成夹攻之势,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姜志良马上命令开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姜志良揪准时机,发出信号,命令全队出击,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人,缴获九六式机枪一挺,这是东南地区第一次缴获杀伤力很强的新式武器,获苏中四分区司令部嘉奖。

    同年815日,姜志良刚从四分区开完会回到区队,便去查看在无畏乡张再群宅修枪的区小队,被叛徒出卖。日军立即将张再群宅团团围住,并在宅后的土窑上架起机枪封锁。姜志良一面冷静地指挥大家把坏枪丢在宅沟里,一面叫大家做好突围准备。他迅速把区小队及当地干部分成两组,一组从前门冲出扑沟向西突围,另一组由姜志良带领从后门冲出向东突围,刚从后门冲出,便被窑顶上的敌人发现,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的直泼过来,加上日军已从东向西把他们包围,姜志良及其他两位同志中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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